作为国家的军事保密区和国家领导人经常活动之地，在许多资料中,“玉泉山”三个字虽处处可见，但实质性的信息却无迹可寻。如果说中南海是中国的政治心脏，那么，玉泉山就可以说是中国政治的“后花园”，它于政治风云际会处，见证了无数的历史风云。

 

玉泉山9号楼的特殊政治局会议

 

1976年10月6日晚，一向幽静的玉泉山却灯火通明。一辆辆特殊牌号的汽车鱼贯驶入这里，来者俱是行色匆匆、神情凝重。

 

在玉泉山9号楼，华国锋、叶剑英等领导人召集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在8小时前，他们在北京怀仁堂刚刚抓捕了张春桥等“四人帮”成员。这个时候，应该是新中国政治局势最不稳定的一个晚上，沉沉夜幕之下尚不知多少暗流在涌动。毕竟，搅动我国政治长达10年之久的“四人帮”代表的并不只是四个人而已。

 

出于这种考虑，玉泉山九号楼成为了比中南海更加合适的会议地点。

 

作为特殊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地，玉泉山9号楼是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帅的住所。出于种种考虑，1971年毛泽东同志交给他“军事指挥棒”的时候，也将这里一并拨予使用。

 

当晚11时，华国锋与叶剑英携手步入会议大厅，一场不寻常时期的不寻常中央政治局会议就这样开始了。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并由华国锋、叶剑英等分别作主旨讲话。这次会议对为什么要拘捕“四人帮”作了说明，表示这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的做法；强调了粉碎“四人帮”的重要性，“我们感到事态严重，一旦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会丧失，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会变色”（注：中共中央1976年第16号文件 华国锋讲话的原文）。之后，叶剑英的发言也强调了同样的主题，表示这是“完成毛主席生前没有来得及做的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借重开国领袖毛泽东深入人心的声望是稳定当时政治局势的唯一最佳战略，他们深知这一点。

 

会议从1976年10月6日夜11时一直开到10月7日清早6时，在当时华国锋、叶剑英等领导人的苦心斡旋之下，“怀仁堂事变”受到了中央政治局众常委们的认同与支持；再加上迅速控制电台和电视台等一系列“组合拳”，新中国的政局终于在一片山雨欲来中逐步稳定。从此，新中国的命运开始重新步入了正轨。

 

玉泉山与党内重要文件起草组

 

玉泉山是古代皇家御园，如果没有皇帝特别恩赐，即使是朝廷大臣也无法入内。而今的玉泉山依然守卫森森，所守护的已不再是帝王的一隅宁静，而是共和国的大脑与智慧。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亟待飞跃。如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制定相应的体制改革总体规划与实施方案，成为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最大的关注点。这一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担子就落在了起草组的身上。

 

起草组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岗位，身怀各自不同的经验与思想；根据每次全会议题不同，起草组的班底组成也必然不同。唯一相同的是，每逢中央的重要会议召开，那些关乎百年国计的重大决议必出自这样一个集体—起草组。

 

玉泉山是起草组的“常驻地”，中国多数重要文件都起草于此。曾多次参与文件起草的学者高尚全说，他参加过三次三中全会决议关于改革决定的起草工作，每次都是在北京西郊的玉泉山进行的。

 

起草小组班底敲定后，集中进驻北京西郊玉泉山工作，工作流程有条不紊。以十四大为例，起草小组通过两天半时间的讨论，初步确定文件的框架。又比如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决议的起草，就在初夏幽静的玉泉山。当时，起草文件在两层小楼5号楼的一层会议室，起草组成员则散居在2、3、4号楼。

 

1993年的夏天，一个25人的写作组聚集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上。组长是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温家宝，起草组成员来自中央各部委，其中有十多位经济学家。这个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直接领导的起草组成立于当年5月底，在随后的半年时间里，它完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第一个总体设计。11月中旬，这份名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文件，在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全票通过。

 

从玉泉山放眼西山

 

人们常用“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来形容只看局部而不见全局的情况，如果我们只看隐秘宁静的禁地玉泉而忽视了整个西山，那“一叶障目”、“管锥窥豹”这些词就是用来形容我们的了。

 

西山，中南海的后院群。它是部分中央领导同志的住所、疗养地，许多重要军事指挥机关的所在地，玉泉山属于它的东麓支脉。虽然出于国家安全保密需要，关于西山的详细情况不能多说，但是震撼人心的故事还是可以叙一叙的。

 

东交民巷十七号，温家宝任总理时的官邸，在他之前，这里就是邓小平“三起三落”最后一次波澜的幽禁之地。1976年，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再度被打倒的邓小平曾被监管在此，相当于软禁，同外界隔绝，任何人都不许见。当时，邓小平常在院子中散步，在屋里看书、看报。夏天，他还戴着草帽，在院子里用镰刀割草，放在洋灰地上晒干，晒干后点火烧掉。这些都是邓小平的消遣，也是锻炼法。在此期间，邓小平还生过一次病，住院期间，邓小平尽管尿道插着导尿管，还提着瓶子每天坚持散步，毅力很强。

 

在东交民巷17号的邓小平心里应该是波澜起伏的，而在西山25号楼的他，心里却许是格外亮堂。1976年10月7日，叶剑英向华国锋提出为邓小平平反、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建议。此后，叶剑英又多次向华国锋提议。在玉泉山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正式提出，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12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阅读中央文件的权利。很快，因患前列腺炎引起严重尿潴留而住在301医院治疗的邓小平，就读到了发给他的第一批文件—《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没过几天，中央办公厅派车把邓小平接到玉泉山，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和汪东兴向他介绍了粉碎‘四人帮’的经过”。

 

在西山25号楼的小院儿里，邓小平迎来了他政治生涯最后一次波折的曙光。